复工首周,风口下的「007」与低谷中的「不得不」

吴怼怼 吴怼怼

4年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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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摘要】:协同软件的崩溃只是一方面,除此之外,员工私人时间与工作时间的界限被模糊,一些人24小时待命,从996变007。而企业管理者因为无法看到员工在做什么,又产生了新的信任危机。

在新冠疫情的防控当头,尽管全国上下陆续迎来复工潮,但由于封城、封路、封小区的普遍执行以及对员工聚集传染的顾忌,线上远程办公成为一些企业不得不接受的选择。

这带来很多问题。 协同软件的崩溃只是一方面,除此之外,员工私人时间与工作时间的界限被模糊,一些人24小时待命,从996变007。而企业管理者因为无法看到员工在做什么,又产生了新的信任危机。

这里有五个人的复工故事。

同样需要做实验,但高校科研民工和国企员工面临着不同处境;尚未拿到复工证明的房地产企业,策划部门还能推进工作;愁云惨淡的线下演出行业,复工后反而变得更加忙碌;被认为迎来意外风口的线上教育,员工的频繁加班是否真的对应行业的繁荣?

 

 01 

1月23日前后,线下演出行业陆续发布延期/取消演出的通告,同时告知观众退票流程。

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的抽样调查数据显示,2020年1月-3月,全国已取消或延期的演出近2万场,直接票房损失已超过20亿元。

损失是逐渐加重的。

王利发所在的戏剧行业,业内第一批通告如今看来相对「乐观」,取消演出的波及范围基本只到2月中旬。但随着疫情在全国范围内的蔓延,一些3月中旬的演出也被取消,甚至还有演出商取消4月份的演出,一些延期的演出选择先退票,后续开票再做宣传,因为谁也不知道延期会延多久。

复工首周,风口下的「007」与低谷中的「不得不」

2月12日,上海发布的第二条集中公布一些退票信息

春节后第一周的复工理应迎来全面萧条,摸鱼或许是常态,但王利发有所在的部门却陷入忙碌——忙着处理退票事宜。 外行看来只是「原渠道退款」一句话的事,但实际操作起来并没有那么简单。

以往引以为豪的多渠道售票成为了问题的来源,除了自营渠道如微店、官网、淘宝之外,王利发的领导们在正式复工前就在跟各个售票渠道沟通商讨,最终决定谁卖票谁负责退款,好在每个渠道都有各自划分出来的票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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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些演出购票的app

同时,由于涉及到票务转卖,购票人申请退票与实际持票人申请退票,又是两种方式。此外,还有溢价购买可能产生的纠纷问题。

为避免交叉感染,王利发所在的部门要求员工分批上班,一些人在公司,一些人在家里远程,但面对如此复杂琐碎的情况,无法面对面交流无形中增加不少沟通成本。

按照操作流程,部门需要先将购票订单与退票申请一一对应,然后通过人工用打电话的方式核实身份、购票方式、票面信息、付款账号等,比如支付宝转账退款就需要对方的真实姓名,接下来才是走财务流程。

上一次出现如此大规模的退票,还要追溯到2003年的非典时期,可情况今非昔比。

王利发解释说,「一是部门没有人有经验,或者当时并不负责这方面的业务,二是2003年的退票方式相对单一,所有人在疫情过后持纸质票退款就好。 如今涉及多渠道和多种付款方式(信用卡、借记卡、支付宝、现金等),情况就变得异常复杂。」

无论是餐饮还是旅游,在疫情过后都会迎来一定程度的「补偿性消费」,但线下演出其实不会有「扩大再生产」的机会。 演员的时间、档期是固定的,场地排期往往排满,一些热门剧场甚至已经把项目排到一两年后。

对于国内已经立项的剧组来说,参与演员越多的组越难重新攒起来,而于流程规范、档期全满的国际巡演项目来说,取消一站演出,后续也不太会有空余的档期进行弥补,同时国外团队对健康安全会更加谨小慎微。

受到影响的不仅是3月、4月或者说整体上半年的演出项目。出于对未来的不确定性,很多人都不敢买即将开票,或是目前没有受到影响的下半年剧目。观众的顾虑很多,能否如期开票是个问题,购买后会不会又要延期或者取消,如果正常上演自己敢去看吗?

在正常复工的第一周,王利发的部门,没有人有时间考虑下半年演出项目的销售。

 

 

 02 

2月3日,北京不少企业已经开始云办工,吴星纬的一些同事在1月底就陆续回到北京,在家办公。吴星纬没能及时返回,只能在老家远程办公。

疫情当下,线下教培机构不得不将业务转到线上,很多机构都有种措手不及的感觉,而原本就有线上线下两块业务的平台,一方面在把线下付费课程转移到线上,另一方面则把原本付费的旧课程设置为免费,一些新课程也免费推出,尽管筹划阶段它们是付费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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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些推出免费课程的教育机构

作为公司在线教育的一员,吴星纬在春节期间就在做一些零星工作。正式复工以后,他们被要求用钉钉在9:30之前外勤打卡上班,晚上18:30之后打卡下班。

实际上,吴星纬连简单聊一聊的时间都是硬挤出来的。错过晚饭前的20分钟空闲,下次跟他取得联系就要等到晚上9:00以后。不过,这种忙碌对于于吴星纬是一种常态,并非疫情所致。

在线教育总体迎来巨大流量,具体却还要再看细分领域,这次疫情下,K12业务是主要受益方,但带宽费用、课程内容、课程体验等多个环节都面临着巨大考验。

吴星纬所在的组负责出国留学课程的设计和上线,一切都算常规。 这跟其特殊性有关,比如出国留学一对一课程,线上的性价比就远高于线下。当线上本身是主要选择时,当下流量的增长就并不明显。

吴星纬的忙与不忙,取决于项目,时间不定。在线教育的员工流动率很高,尽管部门一直在招人,但也同时在走人,像一个同时进水和放水的水池,他这两天看到一位同事的钉钉状态写着「离职交接中」,就知道又有人要走了。

如果只论工作内容,吴星纬完全可以远程办公,但因为负责课程反馈,涉及与其他部门的沟通,远程工作确实降低了效率,他无法以「现场监工」的方式敦促技术解决需求。

但该开的会一个都没有少,时间也并没有缩短。

 

 

 03 

在各行各业的复工复学计划中,学校往往是最保守的。

没有任何学校能够承担得起学生聚集下的巨大风险和舆论压力。一些省市推迟到2月下旬,同时表示还要「视情况而定」,有个别省市直接推迟到3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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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小学校基本选择将教学转向线上作为过渡方式,教育部希望「停课不停学」不要增加师生负担,但具体实施起来又是另一回事。

对于高校来说,面对面讲课效果都难保证,更何况线上课程,但哪怕是水土不服也影响相对有限。 一是有足够长的暑假可以尽力弥补,二是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升学压力,三是「教学」并非高校唯一的核心,尤其是研究生阶段。

作为一名即将在今年6月毕业的理工科研究生,田宁好在已经做完了实验。

除夕前后,田宁所在高校的行政给所有老师以群消息和邮件的方式通知,没有特殊情况不允许学生提前报到。

几乎所有老板——理工科学生常常称自己的导师为「老板」,都非常默契地无视了行政的通知,被再三敦促后,老板们才给学生传达了注意安全,少出门、做好防护的通知。

跟一些同学私下交流后,田宁发现,没有老板明确说出「不要提前返校」。直到一天后学校发布正式通知,告知所有学生都不得提前返校,一些老板才不情不愿地转发了学校的通知了事。按照惯例,研究生通常会提前半个月返校。

在田宁看来,绝大多数人其实并不会因为这一个月无法返校而延毕。但当老板们不高兴,认为自己失去一个月免费劳动力时,就会有人受到影响,这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。

田宁解释说,「毕业分两个大块,即和毕业论文、答辩有关的毕业证,与学位有关的学位证,学位一般都是修学分,但是很多学科会有一个在期刊上发表文章的要求。」

理工科学生通常负责实验内容,挂第一作者,导师负责把关,挂通讯作者,大多数情况是学生写完老师改,然后投稿。

疫情主要影响的就是实验这个环节。

首先,文章没投递之前,导师会提一些意见让学生修改,如果涉及到补实验,会被耽搁。其次,审稿人的意见回来之后,往往也需要补实验,所以也会被耽搁。而投稿一般从投到、修改到返回正式接收,顺利的话要1-2个月,部分期刊效率低,周期可能要半年。

毕业论文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,所以很多高校都很人性化地延迟了提交时间。客观来说,推迟流程并不意味着会影响毕业,田宁强调,这里有个「但是」。

对于博士来说,毕业答辩的时间往往是提前的,学位一年四个时间节点,3月、6月、9月、12月,如果要申请6月份的学位,3月份就要提交论文,然后盲审,大概4月会有结果。

通过组织答辩,6月份拿毕业证、学位证,预留的时间还是比较充分,「但是」就在这里出现,「很多导师就可以以此(疫情)为理由,去延毕学生,或者强行多留学生在学校几个月到半年。」

也就是说,程序可以正义,但不可控的最大因素在于导师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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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如北大最近发布了33条问答,也对实验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

 

 

 04 

同样需要做实验,国企员工陈优乐也陷入了困境。

尽管家乡并非重点疫区,但由于封城、封路以及高铁停运30%带来的运力困难,陈优乐在2月2日只能买到2月9日返回上海的车票。

领导最开始对于「最早9日返回」这件事并不开心,因为返回上海还需要在家隔离几天才能去公司办公。但很快,陈优乐的「最早」又被意外延迟。

这家国企为员工提供公寓,但却害怕担责,因此告知外地员工返回后无法入住。公司行政试图联系酒店,但一时没有正式结论,陈优乐不敢贸然行动,只能选择留在家里。

正式复工后,公司发放了内网VPN,但这对于需要硬件支持的陈优乐所在的组来说,并没有太大意义。

越临近正式复工,陈优乐收到的通知越来越多,但往往是朝令夕改。 比如公司先是要求每组1/3以上的人进公司上班,一天后这个数字就变成了1人,并且这位值班员工必须得开车上班,不能乘坐任何交通工具。

2月10日,上班第一天,陈优乐收到了一张到岗同事发来的照片。公司食堂被改成考场上单人单桌的模样,也根本不需要分时段用餐—— 以往能从窗口排到门口的队伍消失不见,放眼望去只有3个人在吃饭。

复工首周,风口下的「007」与低谷中的「不得不」

2月12日,陈优乐返回上海,住进了公司统一安排的酒店,自行隔离14天,陈优乐开玩笑说,「这是在给酒店送温暖,他们现在估计都没有生意。」

并非所有公司都有这样的「大手笔」。

刘彦婷所在的房地产公司,大本营位于杭州。在全国飘红的疫情版图中,浙江则是重点疫区。

公司要求员工返回,但员工想回也没有那么容易。

2月6日,刘彦婷收到公司通知,要求10号返回杭州,在家办公一周到两周,再视情况而定。

其实刘彦婷所在的策划部门,主要工作就是写PPT,疫情的唯一影响只是不能去线下调研而已,其他都还好,尤其是春节期间又接了一单。

刘彦婷租房所在社区告诉她,不要返回杭州,如果一定要回去,必须要有政府审批通过的复工证明,同时需要配合接受居家隔离14天的规定。在此期间,房门上锁,物业帮忙递送外卖、蔬菜等生活用品。

询问hr后,刘彦婷得知10号之前肯定拿不到复工证明。

公开文件显示,企业想要获得一张复工证明,并非易事。截止到2月8日晚上12:00,杭州市共有29814家企业提出申请,最终核准数为162家,这个比率只有0.54%。

复工首周,风口下的「007」与低谷中的「不得不」

 

根据《杭州市企业复工疫情防控导则》,服务业企业中的房地产相关企业在2月20日起,达到防控条件后才能复工。

2月10日,复工第一天,刘彦婷开了一个视频会议——所有人包括领导在内都没有打开摄像头。

这个会议一共开了将近一个小时半,但刘彦婷说,已经比过往的会议短了很多——这也许是在家办工最意外的收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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